《新金租办法》第7条至第13条,以及第24条,均规定了关 于主要出资人 的定义及其相关责任或要求。笔者理解,《新金租办法》中 的“主要出资人”,是与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 的“发起人”所对应 的,《新金租办法》中 的上述相关条文,亦是对《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关 于“发起人”之有关规定 的修订。对 于前述修订,笔者认为是进步 的,是应当肯定 的。

一方面,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所采用之“发起人” 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公司法》下股份有限公司 的发起人。而在法律位阶上,《公司法》是远高 于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的,因此难免令人产生金融租赁公司 的公司形式是否属 于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的发起人是否需要符合 和履行《公司法》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的规定 和义务等歧义。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下关 于“发起人” 的规定,并没有规定 和突出某一 个（类）出资人具有特殊 的、主要 的责任或义务（尤其是在多 个出资人都符合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 的情形下）。而任何一 个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金融机构 的增信效果、合规及持续经营、信用评级或资信情况,都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因此,《新金租办法》规定了“主要出资人” 的定义及相关责任或要求,无疑是值得肯定 的。

具体来说,《新金租办法》对金融租赁公司 的“主要出资人” 的规定如下：

第一,《新金租办法》将“主要出资人”进行了分类,并且规定不同 的责任或要求。具体分为：（1）在中国境内外注册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租赁公司主要出资人；（2）在中国境内外注册 的主营业务为制造适合融资租赁交易产品 的大型企业；（3）在中国境外注册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融资租赁公司；（4）依法设立或授权 的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公司；（5）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可 的其他出资人。

第二,相较 于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关 于“发起人” 的有关规定,《新金租办法》对 于主要出资人义务、责任方面 的规定有着一些明显 的变化：（1）对 于中国境内外注册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租赁公司主要出资人,《新金租办法》规定该类主要出资人最近1 个会计 年度末总资产不低 于50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且其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行净资产 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2）对 于在中国境内外注册 的主营业务为制造适合融资租赁交易产品 的大型企业这一类“主要出资人”,《新金租办法》要求该类“主要出资人”符合最近3 个会计 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1 个会计 年度 的营业收入不低 于5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的可自由兑换货币；（3）至 于在中国境外注册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融资租赁公司这种“主要出资人”,《新金租办法》最关键 的修订,是增加了其“在业务资源、人才储备、管理经验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在融资租赁业务开展等方面具有成熟经验” 的这一要求。笔者猜想,或许这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向世界发出 的一枝橄榄枝,即欢迎境外经验丰富、在融资租赁业务领域具有明显专业优势 的融资租赁公司,以在中国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的方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新金租办法》明确规定“主要出资人”对金融租赁公司 的出资比例,不低 于拟设金融租赁公司全部股本 的51% 的原则。也即,原则上,《新金租办法》下 的金融租赁公司 的“主要出资人”,应当具有金融租赁公司 的（相对或绝对）控股地位,系金融租赁公司 的控股股东。

但上述原则,也存在例外情形。《新金租办法》第8条第3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授权持有金融股权 的投资主体、银行业金融机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主体,以及投资人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并购重组高风险金融租赁公司,不受本条前款规定限制。”换言之,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和国务院授权、金融监管总局批准 的投资主体等,可以在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成为金融租赁公司“主要出资人”,并且其对有关金融租赁公司 的持股比例不需要达到或超过51%。笔者以为,这是《新金租办法》对特殊情况下,政府授权某一国有机构接管高风险金融租赁公司等特殊情况所留下 的“制度性空间”。

第一,《新金租办法》第31条明确规定了企业党组织建设 的规定。对 于国有金融租赁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的法定地位。坚持 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的领导体制,将党 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 个环节。民营金融租赁公司应当按照党组织设置有关规定,建立党 的组织机构,加强政治引领,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促进金融租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应当看到,上述规定一方面是《公司法》第18条 和第170条在金融租赁公司专门监管法规 的具体落实。同时,对 于国有金融租赁公司来说,《新金租办法》第31条也是贯彻 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的意见》 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 的意义。

第二,《新金租办法》第7条规定,在金融租赁公司 的设立阶段,就应当具备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中具有金融或融资租赁工作经历3 年以上 的人员应当不低 于总 人数 的50%,并且在风险管理、资金管理、合规及内控管理等关键岗位上至少各有1名具有3 年以上相关金融从业经验 的人员。

第三,《新金租办法》第32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大股东应当通过公司治理程序正当行使股东权利,支持中小股东获得有效参加股东会 和投票 的机会,不得阻挠或指使金融租赁公司阻挠中小股东参加股东会,或对中小股东参加股东会设置其他障碍。

该条还规定,金融租赁公司 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利用关联关系,损害金融租赁公司、其他股东及利益相关者 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根据公司章程享有 的决策权 和管理权,不得越过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直接干预金融租赁公司经营管理。

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适用 于融资租赁交易 的租赁物为固定资产,银监会另有规定 的除外。然而,由 于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并未对前述规定中 的“固定资产”作出明确 的定义,所以在过去较长 的一段时间里,对 于如何理解前述规定中 的“固定资产”,金融实务界、法律实践单位、司法机关就长期存在不同 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会计准则主义” 和“国标主义”两种观点。

持“会计准则主义”观点 的人士认为,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 的“固定资产”,应当当然地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 的相关定义。其原因是：一方面企业会计准则中 的会计术语或概念,可以说是通行 于世界 的“世界商业通用语言”,其广为金融、财务从业者所熟悉 和掌握。采用会计准则中关 于固定资产 的定义,对 于广大金融从业者、财务会计人员、甚至（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干部们而言,都更为熟悉 和方便理解。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谈到“固定资产”,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企业会计准则中 的定义；另一方面,从探寻“立法者”之本意 的解释方法上,综合原银保监 的地位、性质 和组成人员 的背景,对“固定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定义来解释,应当更接近“立法者”之本意。

也应当看到,在融资租赁 的实务操作过程中,若适用“会计准则主义” 的观点,也可能存在着将可以作为融资租赁交易之租赁物 的范围进行不合理地缩小 的问题,从而不利 于金融租赁公司灵活开展业务。其原因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2条 的规定,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的建筑物,以及生产性生物资产两类资产,是应当另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 的规定进行财务核算。也就是说,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固定资产 的范围,是不包含投资性房地产 的建筑物以及生产性生物资产这两类资产 的。

建筑物或许因所有权转移 和税务成本 的原因,很少作为租赁物出现在一笔合规、无法律瑕疵 的融资租赁交易中,这一点 的 的观点是较为统一 的[ 如何发展中国法下 的不动产作为标 的物 的非典型担保物权,至今都是一 个涉及税法、物权法、金融监管、金融审判 的交叉、疑难法律问题,笔者在此不作过多 的论述。]。然而,长期以来,生产性生物资产是否属 于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可以作为租赁物 的财产类型,无论是相关领域 的从业者,还是法律实践单位 的同仁们,都对此争议颇多。[ 雷继平：《聚焦生物资产融资租赁中 的法律问题》, 2017 年12月21日发表 于《金杜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而相对 的,“国标主义”观点 的支持者认为,针对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 的“固定资产” 的理解,应当采用《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标准》（GB／T14885－2010） 的定义[ 同脚注2。]。这一观点 的持有者认为,因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标准》（GB／T14885－2010）第5.6条表55、56中列举了部分动物、植物,故而表明从会计角度生物资产也可以作为固定资产。[ 同脚注2。]笔者猜测,其解释 的初衷,或许正是为了通过这种解释方法,来试图扩大可以作为融资租赁交易之租赁物 的范围,从而尽可能地为金融租赁公司开展业务提供可行性、合规性依据。然而,虽然笔者能够理解这一解释、观点中可能蕴含 的“良苦用心”,但这种观点无论是从金融从业者 的普遍接受、理解层面（被监管者视角）,还是从探究“立法者”之本意 的层面（监管者视角）,都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疑。

故笔者以为,虽然“会计准则主义”观点存在着上述实务运用中 的问题,但是法律解释仍然应当遵循 和适用法律 的解释方法。从法律解释 的角度上来看,“会计准则主义”观点显然比“国标主义”观点在多 个层面上更具有说服力、合理性 和可预见性,在制定机关（原银保监,现为金融监管总局）至今未进行“立法解释” 的前提下,应当采用“会计准则主义”观点来理解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所规定 的“固定资产”。

《新金租办法》第5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租赁物类型,包括设备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可 的其他资产。这一关 于租赁物 的规定,完全修改了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 的内容。对 于这一修改,笔者予以高度 的支持与赞同。

首先,《新金租办法》第5条 的规定,从条文内容 的文义上,就完全解决了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关 于“固定资产” 的理解层面 的争议。其次,这一修订,也解决了现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企业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范围 的规定,所造成 的将可以作为融资租赁交易之租赁物 的范围进行不合理地缩小 的问题。即《新金租办法》第5条通过列举与附带兜底条款 的方式,明确了生物性资产可以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租赁物类型之一。再次,《新金租办法》第5条 的兜底条款,也给未来政策、条件、市场环境成熟时,将其他类型 的财产（如,知识产权等）也规定为金融租赁公司可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租赁物,在法律上留下了未来 的“可适用空间”。有鉴 于此,笔者以为,长期以来 的诠 于《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以及金融租赁公司业务中 的“适格租赁物”问题 的争论,或许至此可以休矣。